引言‌

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载体，也是政府治理的基石。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及公众的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，公共的档案资源的服务社会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了出来。以安全为底线,将“封存保管”的档案推向“开放利用”，成为新时代档案工作的核心命题。档案开放利用政策，正是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、技术能力与制度约束的关键尺度。

一、档案开放利用政策：制度框架与实践突破‌

中国现行的档案开放利用的政策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（2020年修订）和《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》（2022年令第19号）为双核心，构建了清晰的制度框架。其中最显著的变革，是将一般档案的法定开放期限从30年缩短至25年，释放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公共价值。对于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、教育、科技、文化类档案，政策更允许经审核后提前开放，体现了“服务民生”的导向。

开放并非无界，但对涉及国家秘密、国家安全、知识产权与个人信息的档案等敏感的档案的开放，我们仍要将以严格的“红线”来划定。这种“以开放为原则、以限制为例外”的机制，既回应了公众知情权，也筑牢了安全的底线。在地方实践中，这一尺度正被技术重新定义。

深圳市档案馆允许公民凭身份证明申请未开放档案，对涉本人职称、婚姻、荣誉等信息开通“绿色通道”；

昆山市打造“网上查档大厅”，实现婚姻、出生证明等7类民生档案24小时在线查询，累计服务超16万人次；

聊城市建成市、县、村三级查档网络，112个村级服务点让村民“家门口”即可调档，形成“半小时查档圈”；

深圳与8个城市（区）建立跨馆协作，打破地域壁垒，实现档案资源互通互用。

对档案开放利用的这些一系列的创新之际，其所体现的“尺度”也从原来单一的静态年限的规定，逐渐演变为更为动态的“场景化的服务”。技术赋能不仅降低了利用门槛，更重构了“边界”——当数据安全与便捷服务可兼得时，开放的边界自然延展。

总结‌

档案开放利用政策的本质，是公共权力对社会信任的回应。它不是简单的“是否开放”，而是“何时开放、如何开放、为谁开放”的系统工程。当前，中国已建立起以法律为纲、以技术为翼、以民生为靶的开放体系，公共档案资源服务社会的路径日益畅通。未来，挑战仍存：如基层档案数字化能力不均、跨部门数据协同不足、公众档案素养有待提升。但方向已明——档案的价值，不在库房深处，而在服务之中。唯有持续优化政策尺度，让每一份历史记录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能，公共档案才能真正实现“从档案到资源、从保管到服务”的转型。